木刻连环画《仇》共二十幅作品，描绘了一位铁匠，家在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中被毁，只得带着妻儿逃难，但在半路又遇日军。日军凌辱并杀害了他的妻子，又强迫他去为日军做苦力。有一天夜里，他趁守卫的日本兵不备，夺下武器杀死日本兵，进行了第一次复仇。铁匠逃生后投奔了抗日游击队，之后经过军事训练后不断击杀日本侵略军，以报国仇。《仇》的二十幅版画基本上统一在富于律动感的刻刀线块组合画面中，实属难得。《仇》自1938年11月初版1000册，至1939年3月第三版4000册，当年是一部相当受读者欢迎的著名木刻连环画。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明曹重燃原先所学的中国画创作热情，精心创作100幅中国画作品，在上海西藏路八仙桥青年会举办展览。新中国诞生后，被当选为温州市美术工作者协会主席，第一、第二、第三届温州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2年重返上海，应聘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专职连环画家，相继创作有《瑞典火柴》《威尼斯商人》《追匪记》《云间摆渡》等十多部中外题材的连环画。他还兼任上海人美社为编辑工作人员开办的进修班的授课教师。令人欣慰的是，他的三位女儿（张迪平、张雷平、张淳）都成为有成就的中国画家，传承了他的艺脉。1999年6月，张明曹夫人王冰廉女士 （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及其子女，向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捐赠了张明曹抗战版画作品并永久陈列。

　　还有一位抗战中成长起来的木刻版画创作者是浙江遂昌人杨可扬（1914—2010）。1935年秋，他考入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西画系，因交不出学费，三个月后退学回乡。1936年8月，李桦主持的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现代创作版画研究会”发起举办“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到杭州巡回展览，杨可扬前往参观后被大量新兴木刻版画作品的魅力深深感染，立志从事新兴木刻版画创作。他意识到鲁迅先生所倡导的新兴版画的基地在上海，于是在1937年春重返上海，加入由新兴版画运动早期骨干之一马达主持创立并担任艺术指导的“刀力木刻研究会”。杨可扬很快掌握了木刻版画从构思起稿到上版刻作和拓印全过程的技法及技巧，从而在木刻版画的创作实践中逐步成为了新兴版画运动第二代版画家中杰出的一位。杨可扬最初在国共两党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下，在1939年1月创刊的浙江《民族日报》担任文字和美术编辑，不断发表木刻版画作品，其间经党组织考察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在郑野夫主持的“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工作，参与编辑《木刻艺术》杂志、与郑野夫、邵克萍合著《给初学木刻者》、撰专著《新艺散谈》、创作版画集《民族健康》等。抗战胜利后随中国木刻用品合作工厂迁至上海，出任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理事，办公室设在上海大名路65号，被推举担任驻会工作，负责《木刻艺术》杂志的复刊工作，参与举办“抗战八年木刻展览”和编辑出版《抗战八年木刻选集》等大量事务，又主编在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出版的《时代日报》上的《新木刻》专刊，以及随后出版的《新木刻》版画集等。就在如此忙碌的工作中，杨可扬构思创作了长篇木刻连环画《英英的遭遇》。

　　《英英的遭遇》共有五十五幅版画组成，表现来自日常生活的一则故事：一位农妇在重男轻女的旧观念中产下一名女婴，祖母主张溺掉女婴，但在生母的争取下保下了女婴，取名英英。英英在贫困的家庭中寂寞地生活着，在五岁时被送到另一个贫困家庭做童养媳，小小年纪每天做着繁重的劳务，遇到农荒年时更是艰难。不料，英英未来的丈夫不幸病死，于是她又被卖到地主家，更是受尽劳役之苦。英英慢慢长成漂亮的姑娘，地主动了坏心，但英英极力反抗，于是又被驱逐出门，踏上了未来迷茫之路。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英英在流浪中遭遇日本兵，险遭欺凌时被抗日游击队搭救。于是英英加入了游击队并参与抗日斗争。在与游击队员的相处中英英感到了同志之间的温暖，同时还能有机会和同志们共同学习文化知识，并与一名游击队员产生了爱情。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她与那位游击队员到了上海，结为夫妻。英英在街头摆书报摊出售思想进步的书刊，丈夫则拉车为业。不久解放战争开始，英英的书报摊被国民党当局查禁，而丈夫又被拉了壮丁去打仗。不久英英产下婴儿，由于生活无着落，无奈只能带着婴儿行乞……这部木刻连环画于1949年临近上海解放的4月9日开始在上海《大公报》连载，刊登到第43幅时却嘎然而止，停刊的当天，《大公报》“编者的话”中含蓄地说：“可扬先生的‘英英的遭遇’分为上下两集，上集已刊完，下集尚在整理中。”显然，因为整部木刻连环画内容涉及揭露国民党政府发动大规模内战的真相，《大公报》迫于压力而宣告暂止。实际上，未刊载完的《英英的遭遇》还表现了丈夫所在的国民党军队后来起义投诚解放军，以及，上海解放后夫妻重逢，终于过上了安定快乐的新生活的情节。后来，《英英的遭遇》整套木刻版画被结集成单行本，1950年由郑野夫、陈烟桥主持的上海大众美术出版社出版。